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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湖南大米不时被检出镉超标，“鱼米之乡”的米农们，为卖不动的“镉米”愁断了肠。
事实上，不仅是湖南，遍及多个省份的大米“镉超标”，再度给人们的餐桌安全敲响了警钟。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潘根兴教授指出，稻米镉超标，根源于种植水稻的土壤中重金属超标。国土资源部紧接着指出，我国正在绘制土壤重金属污染图。
土壤“生病”了该怎么办？土地修复由此进入大众的视野。
据估算，让“中毒”土壤“重生”的土地修复行业，到十二五末，即将进入千亿元产值大关。
“2011年4月，正式入场，开始场地调查；
2011年10月，完成场地调查和风险评估报告，制定修复方案；
2012年2月到5月，现场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工程实施；
2013年4月，地下水监测第10个月，水质稳定；
……”
整理完一份厚厚的报告，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工程师李书鹏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笑容。
“又一块难啃的骨头被攻克了。”换句话说，又一块场地变污为绿，解除了环境风险。就像生病的人通过治疗能转危为安，“生病”的土壤也能利用“手术”焕发新生。
望 “病症”轻重
先看过往“病史”
据世界银行2010年发布的《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报告，中国土壤污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大跃进”时期一些高污染工业企业的建设。当时，大多数工厂建在城市的周边地区。如今，这些生产历史悠久、工艺设备相对落后的国营老企业，经营管理粗放，环保设施缺少或很不完善，因此造成的土地污染状况十分严重。有些场地污染物浓度非常高，有的超过监管标准的数百倍甚至更高，污染深度甚至达到地下几十米。
“场地修复的影响因素众多，场地污染物的种类、性质和浓度、场地的水文地质情况、未来开发规划、修复周期长短等，都是需要考虑的。有时候，一块场地的污染物可能有几十种。有时候，场地土壤的污染还可能引发地下水污染。”提起场地修复，李书鹏一脸肃穆。作为国内进入土地修复行业的首批工程师，李书鹏亲历了这个行业从不被认识到被广泛重视、从粗犷修复到绿色可持续修复的艰难历程。
“就像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判断场地污染轻重的第一步也是‘望’，就是场地调查中的资料收集。”李书鹏表示，工业场地转变使用用途前，场地调查是必要一环。
场地调查，就是对土地是否被污染以及污染情况进行调查，评估污染物的风险水平，从而制定修复目标。具体到资料收集，调查企业要去和场地上的生产企业沟通，甚至和企业员工交谈，了解过往的生产历史和泄漏历史；要去环保部门查阅资料，查看场地是否曾发生过污染事故；查看现场设备的运行，初步判断现场哪些位置可能会有污染。
“比如，我们2011年接手的A场地，是个工业企业的生产区。通过前期资料收集，我们初步判断土壤里可能有重金属污染，并且极有可能伴随有地下水污染。”
闻 场地调查
1米1米地取样
判断出土壤中有重金属污染，可究竟是哪种重金属污染、污染到了什么程度，可就不单是嘴皮子的功夫。这就进入了“闻诊”——现场取样。这是场地调查的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李书鹏仍以A场地为例，向记者描述了取样全程。首先，工作人员进入场地，综合考虑构筑物的情况，以20米、20米的标准间隔，布出样品采样点位；其次，设置土壤钻空和地下水监测井，采集地下水和土壤样本；接着，把样本送去第三方商业实验室检测，分析污染物的种类和浓度；最后，根据分析结果，进行二次补充布点、取样分析，以确定污染的空间分布。
“场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几乎不可能通过一次取样就能做完，一般都是第一次布点较疏，再逐步加密、加深。”李书鹏告诉记者，他遇到过的最复杂的场地，曾先后进行过4次取样调查。
“现场取样可是个细活儿。”李书鹏介绍，为了确保样品的代表性，操作人员需要不同深度的土壤，所以就得1米、1米的采集。第1米的土壤被挤压进钻杆的内置塑料管后，将钻杆取出，换上1米的新塑料管，重新打入第2米的土壤，如此循环往复。也就是说，10米的土壤层，就得操作10次。
李书鹏记得，2006年国内刚开始探索土地修复时，还曾使用过工程勘探钻机去采集样本，测出的数值往往也并不准确。这几年，随着经验的积累和专业环境修复设备的引进，技术能力也上了一个大台阶。
切 确定方案
“离场”是个难题
2011年10月，经过半年的场地调查，A地块被检测出六价铬严重超标，个别采样点的最大浓度甚至达到1500毫克/千克；而随着六价铬的不断迁移，地下水也同时受到污染，检测出的六价铬浓度最大值为70毫克/升，超标千倍。
随后，李书鹏带领团队成员制订了修复方案：土壤采用原地异位修复，污染源不离场，六价铬浓度的修复目标是100毫克/千克；地下水采用原位生物化学还原修复，六价铬的修复目标是0.05毫克/升。
“目前来看，场地修复中选择原地还是异地处理，渐渐成为一个探讨焦点。”李书鹏介绍，原地处理是指将污染土壤挖出来后直接在原场地处理，而异地处理则是将挖出来的污染土壤运送到另一个处理场地。理论上看，因为涉及到污染土的运输和污染土对去向地的影响，异地处理的监管风险要高于原地处理。但有些时候，业主方很晚才启动修复，留给修复的工期短，可选择的处理工艺少，最终不得不采取将土往外拉的异地处理方式，“所以，我们也呼吁业主方，能提前介入场地修复。”
治 水质监测
至少需持续一年
有了修复方案后，对污染土地的修复才算进入实操阶段。
“只要严格执行工艺要求，目前的修复技术还是值得信赖的。”李书鹏举例，A场地的土壤修复，就是采用了生物化学修复的方式。而地下水修复，则是用高压喷头钻杆，将药剂喷洒到地下饱和层，“使用哪些药剂，可不能拍脑袋。我们会先在实验室做技术小试，观察药剂的修复效果。”
2011年12月，A场地的土壤修复完成；2012年5月，地下水修复也完工。不过，这可不意味着修复工程的结束，还有漫长的持续监测等待在前方。
“您看，这是2013年4月的地下水监测数据，六价铬浓度已小于0.05毫克/升。”每隔一段时间，工作人员都会返回原场地，取样分析地下水质情况。
最后，经过环保局验收，出具验收报告，历时2年的修复才算告一段落。
难 场地气味
会挥发到界外
“您长期呆在污染环境中，不会担心自身安全么？”听完“安全”的疑问，李书鹏笑了笑，“风险无处不在，只要做好防护措施，场地修复中的风险是完全可控的。”据其介绍，工作人员在进场前，会根据场地污染物的不同，确定防护等级，佩戴适宜的防护用具。
李书鹏告诉记者，更让他犯难的是场地的气味问题。有时候，因为场地很大，修复时间有限，开挖中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封闭处理，虽然采用了减少开挖面积、喷洒气味抑制剂等方法，某些气味还是会挥发到场界外。“有些污染物的味道较大，但浓度并不超标，这就需要公众的理解。”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