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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是第23个“全国土地日”，也是环保企业们发现“新蛋糕”的日子。
当天，环保部发布了《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其中指出中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已经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
根据环保部对我国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发现，有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而华南地区部分城市更是有50%的耕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
这对民众来说无疑是噩耗，但对土地修复企业来说，则无疑是“喜讯”。
“土壤修复市场的确是块肥肉，但想吃到这块肉，就得有承担风险的觉悟。”深圳郎坤环保集团董事长陈建湘严肃地告诉记者。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大约有300亿元。而这300亿元就像引玉的抛砖，吸引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资本，使得土壤修复市场已然成为环保行业的“新宠”。
然而，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侯宇轩告诉记者，土壤修复产业蛋糕虽大，但很多相应的政策法规还没有最终出台，最根本的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并没有公布，此外治理标准、实施细则、行业管理规范等配套措施也尚未完善，很多投资的回报难以得到保障，如果盲目跟风，风险只会越来越大。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企业对土壤修复兴趣颇深，因为从目前来看在这个市场中掘金实在太有诱惑力。
千亿土壤修复市场
记者了解到，目前进行土壤修复的主要为一线城市及发达地区，其中城市场地修复成了主导业务。
“垃圾场变身俏公园，就是土壤修复中常见的工程之一。”陈建湘告诉记者。
他口中的垃圾场，包括深圳市西丽坪山垃圾填埋场。该填埋场占地面积10公顷，1995年10月投入使用，总库容量增至360万立方米，到2003年年底日填埋垃圾已经达到1200吨。经过两年的修复，朗坤集团终于将垃圾填埋场的臭味与安全隐患逐步消除和根治，并利用防渗技术、排气技术以及导管技术，使其成为塘朗山公园的一部分。
而这，还只是朗坤集团承接的10多个和土壤污染有关的前期风险评估以及修复工程之一。
陈建湘告诉记者，对填埋场的改造只是土壤修复的一个方面，土壤污染有很多种，包括重金属污染、有机溶剂污染以及农药残留污染等。目前，我国土壤污染形势严峻，国家正在制定土壤重金属“人类污染图”以及修复的相关规划，这将催生一个上千亿元产值的土壤修复产业。
尽管市场如此巨大，但对中国的环保业来说，土壤修复产业仍处于萌芽状态。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发达国家，土壤修复产业所占环保产业的市场份额已高达30%至50%。其中污染土壤修复治理的资金需求巨大，2000年至2009年，荷兰土壤污染修复成本为3.35亿欧元/年，其中政府投入为1.6亿欧元/年。
这种情况在中国亦然，据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秘书长高胜达对记者透露，包括材料、转移土方、耗能、人力等成本在内，修复100亩中度污染的土地，所需成本将达到3000万元以上。
商业模式催生暴利如此高昂的成本是否会成为土壤修复产业前进中难以逾越的门槛呢？
事实上，这个门槛拦下的只是一些中端的土壤修复企业。
北京一家高端土壤修复企业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目前国内一个土壤修复项目的规模最少也要几千万元，项目平均规模在1亿元左右。北京最大的一个土壤修复项目曾经耗资7亿多元，堪称土壤修复界的“地王”。
但与之相对的，成本却并非有专家计算得那么高。
据前述北京高端土壤修复企业负责人提供的材料显示，如果像国外一样动用各种比较先进的技术去修复土壤，那成本的确会很高，但事实上，国内的很多技术都达不到国际标准，多是以“换土”的方式完成修复工程，反而不会产生太高的成本。
所谓“换土”，就是将需要修复的土壤挖走，换成新土，土地质量自然好转。至于挖掉的去往了何处，却很少有人清楚。
“目前国内采用的‘换土’方式简直就是暴利，没有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管，只要地方政府同意企业拿下项目，那么企业只需要进行‘挖土’就能赚钱，估计‘修复’一块地，利润能在40%以上。”前述北京高端土壤修复企业负责人对记者粗略计算到。
是什么导致土壤修复行业如此暴利横行？
“看看当前的土壤修复商业模式就能略知一二了。”北京高能时代环境修复公司技术总监甄胜利回答道。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污染场地修复一般由国土部门的土地储备中心控制管理，在环保部确认污染地块之后，由土地储备中心组织调查修复后进行拍卖。
这就衍生出了两种商业模式：其一是招投标模式，在该模式下一般有场地调查与风险评估、工程修复两个标，开发商通过与政府的招投标“博弈”确定土地修复资金的金额，满足自己的利润预期；另一种则是“修复 开发”模式，修复企业联合开发商总体承包污染场地的修复和开发，通过修复后的开发运营来盈利。
然而，两种模式均存在弊端。对招投标模式而言，开发商难保不会将政府给予的土壤修复资金挪作他用。
而如果是“修复 开发”模式，土地储备中心收购有毒土地后，交给修复企业对污染场地进行调查和修复治理，完成治理后再将土地交由开发商运营。这种情况下土壤修复的买单者将变成地方政府，政府是否有足够多的资金来承担污染企业的搬迁也是个问题，这使得企业不得不趋利而为。
对于并不完善的土壤修复行业的商业模式，甄胜利对记者表示，如今业内正在探讨一种称为“带资修复”的新商业模式，其类似于BT/BOT模式(BOT是指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BT是指Build-Transfer，即建设-转让)。以高能时代参与的株洲清水塘的治理项目为例，高能时代通过和当地政府成立合资公司开展项目，其中修复资金的51%是以钱款的形式支付，另外49%则是用土地作价。治理好土地后，在该项目上就建一个交通产业园区，而修复公司将作为产业园区的开发商，在招商时回收另一部分利润。
这种模式的盈利周期大概在10年至15年，虽然修复公司对几年后的回报往往信心满满，但业内仍在密切观察这种模式的成败。“因为时间越长，风险往往也会越高。”侯宇轩谨慎地分析道。
法律空子亟须填补
除了高端企业自有生存之道，还有不少低端修复企业也在想方设法地从门槛底下“钻过去”。
“由于市场蛋糕太大，还催生了一批先有工程、后有公司的‘怪胎’，这种公司既缺设备又缺技术，却不缺关系和野心。”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廖晓勇对这个爆炸的市场表示担忧。这些低端公司，通过采用前述“换土”模式，已经垄断了相当一部分的土壤修复市场。
而这种低端趋利公司之所以能茁壮成长，无疑与行业内法律的缺失有关。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表示，由于目前规范、标准都不够完善，才使得土壤修复行业比较混乱，有的企业感觉门槛很低，就趁乱杀出来，赚个盆满钵满。
据记者了解到，目前，在环保领域的法律中，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都已出台，但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却一直空白。行业内人士都在期待《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用法律明确土壤污染的责任主体、修复主体与验收监管机构，从而防止土壤修复行业的乱象进一步膨胀。
“但事实上，该法律名称已确定为土壤环境保护法，而非土壤污染防治法。”陈能场对记者指出，“这无疑显示出我国对土壤管理方面重在保护优先。”
同时，他也建议土壤环境保护法应该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同时明确界定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让环保、农业、国土等相关部门形成合力，让法律得到真正的贯彻和执行。
而在行业法律出台之前，环保企业暂时只能储备这方面的人才、技术，同时需不断和政府、事业单位沟通，让他们听到自己的声音，争取占领行业先机，在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过程中能够逐步拿到订单，以维持企业的生存。
来源：法制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