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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防治的“地下史”
“漂”不清的污水，吐不完的“苦水”
山东地下排污的真相仍在胶着，但中国地下水污染防治的沉疴已郁积多年。“一直被呼吁，从未被重视”的窘境中，地下水防治从监测、调查、污染评价到事后修复，横跨国土、水利和环保三部门，几乎在每一个关键链条上都缺斤短两。
十年磨折，“一个都没建”
自嘲“一辈子干这点事”的李文鹏，等到自己冷僻的专业——地下水——意外爆红后，却什么都不想说了。没有震惊，也没有跃跃欲试。
十年前，作为院长助理的他曾和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的同事们，着手联合40位院士上书国务院，呼吁赶紧填上空白，建立国家级的地下水监测站。历经八年后，2011年，等这个试图补欠账的首个地下水国家监测工程终于启动后，拥有几万人的“地下水”队伍先是兴奋了一阵，很快又难掩失望。
由专家、院士的陈情书进化而来的《国家级地下水监测工程项目建议书》，自2011年10月经国务院专题办公会通过、经国家发改委批复后，可研报告已于2012年8月由国土、水利两部门报给了发改委。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半，蓝图中的两万多个地下水监测站，“一个都没建”。经费下达后三年内覆盖1/3国土面积的宏伟计划，还没出北京城。而当年第一个在联名书上签名的院士刘东生已经去世了。
这个地下水监测站国家工程的最新状态是：等待环保部的环评审批，等待“稳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及等待更重要的新一届政府的“三定”(定机构、定编制、定职能)方案。后者将在3月的全国两会结束后启动。
水利部水文局副局长林祚顶也很着急。2002年，水利部就组织编制了《全国地下水监测规划》，2004年，与国土部前后脚，也提交了《黄淮海重点平原区地下水自动监测系统建设项目建议书》。一晃七八年过去，临到破土动工前，新增的“稳评”环节又拖慢了速度。
“我们打算(地下水监测站)项目分两批实施，”为了尽快开工补上欠账，林祚顶的想法是按各省稳评进度分两批上报国家发改委，“希望第一批能在2013年内审批，那样2014年才能动工实施。”
尽管地下排污现象由来已久，但在《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中，直到2015年，地下水的污染状况才能被“基本掌握”，到更远的2020年，典型地下水污染源才能实现“全面监控”，地下水污染防治体系才能“基本建成”。
明显的滞后还存在于数据中。据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研究所(下文简称“水环所”)所长石建省介绍，国土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2002年前后，分别进行过两轮地下水资源评价。迄今，地下水领域被反复引用、转载的面上数据，主要源于此。
“地下水的状况是动态的，普查却静态地停留在十年前。”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田延山给了个无奈的评价。
现实的窘迫在杯水车薪的监测资金下显露无遗。一位水文地质专家披露，国土部门每年用于地下水监测的资金只有1000万，省均20多万。而一个水质样品的污染物全分析，至少1000元，近年日益突出的有机污染物，仅一个样本的全指标分析，就要2000元。如此资金现状下，现有的地下水监测只能因陋就简，做些常规分析。
“简陋的检测项目，很难真实反映地下水污染的状况，更无法影响决策。”上述专家担忧，目前地下水防治的现状，几乎陷入一场难以自救的恶性循环：因为重视不够导致投入不足，因为投入不足造成家底不清无法支撑决策，从而加剧被漠视。
偷排日久，点名日久
中国特色的效率规则也有失灵的时候。
2011年10月前后，山东此轮地下排污事件爆发前一年多。在国土资源部的组织下，中国地质科学院水环所等“国土系”科研机构，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状况及防治建议”。基于翔实调查的建议书中，有着触目惊心的数据：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质量整体较差，污染较严重，未受污染的浅层地下水仅占采样点的55.87%。(注：污染地下水并不等于无法饮用的“毒水”)而引爆本轮危机的地下排污现象，也被报告明确提及。
“地下偷排在华北地区比较普遍。”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记得，而科研机构上书总理的动因实属无奈，“地下水污染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单个部门不好制止，必须跨部门联合”。
报告的最后一页，附上了一张河北某地地下水污染的调查现场图。很快，总理批示，交办国土部、水利部、住建部等相关部门，最后又加上“由环保部牵头”。
接到批示的部委随后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协商”。到了2012年9月，联合行动计划迟迟不见踪影，卢耀如不得已在全国科协大会上又呼吁了一次。过了不久，几部委终于拿出了初步工作计划，“报上去之后又没下文了”。
中国特色的“领导批示”，遇到地下水污染防治竟也不灵了。
在批示“由环保部牵头”前后，环保部在2011年先后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 610-2011)和《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评估地下水基捶境状况。
不过，这些动作在身为环保部咨询专家的卢耀如院士看来，“只是条文”。山东事发前漫长的十年，地下水污染防治一直处在“始终在呼吁，从未被重视”的窘境。
卢耀如在全国科协大会上做的华北地下水污染报告，用的图片是递交总理的同一张。“会上都觉得地下水的问题很迫切，但会议结束就没下文了”。
同样的尴尬，田延山也经历过不止一次。身为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他曾在2011年北京的一次水资源高级论坛上，向与会者公开过北京地下水的硬度、污染面积和污染指标十年间的变化。听完之后，与会代表纷纷表示问题既重要又紧迫，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三年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接了一项“中国水环境保护价格与税费政策示范研究”的课题。原本意在调查水价的课题组，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数字：中国所有工业企业的用水量，是污水排放量的4倍。考虑到各种耗损、使用，仍有160亿吨污水不见踪影。马中怀疑消失的污水被灌入了地下，他很快将这个发现告知环保部，但随后并没有看到更多针对地下水的行动。
如今，形势正在变化。受地下排污传闻的刺激，山东省已启动了地下水的专项治理行动，而连日来频频曝光的地下水污染现实，已经让国家各部委高度重视，据悉已有调查组奔赴实地调查。受访的专家们无不期待，数十年得不到基本关注的地下水污染防治，能真正迎来一场迟到的高规格关照。
悖论后的合理性
中国地下水的防治研究起步并不晚。位于北京西三环外首都师范大学校内的一口监测井，自上世纪60年代起沿用至今，甚至在国际学术界小有名声。
不缺机构，不少职能，也不差人。国土部、水利部和环保部三部门，分别管理地下水监测、地下水开采和地下水环境。国土侧重地质灾害防治，水利重点关注水文水量，环保则注重水质以及监管污染源。
悖论出现了，三大部门、几万人围着地下水忙碌了数十年，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却看似一穷二白：要数据缺数据，要法律没法律，监测井十年都没建起来，更谈不上高标准修复已被污染的地下水。
2001年，跟随国土部地质调查局与德国的合作项目，田延山参观了原属东德的一处废弃铀矿。德国人给矿洞打洞、灌水，再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地下水修复设计，清洗冷战时期遗留的危险矿洞，并处理洗矿用水，“当地人说修复投入比开采这个矿本身的投入都多”。
卢耀如想起了一句从报纸上看到的话，“宁可病死，绝不饿死。”他觉得，德国人较劲修复工业环境的做法，在中国当下仍不具现实可能性。
而地下水领域更是如此。最常被提及的原因是地下水的隐蔽性。看不见、闻不到，没法像灰霾一样诱发猛烈的集体关注。缺乏直观戏剧性的同时，还费时费力费钱。
25年前，田延山曾在松花江某段岸边的砂石层上，做过追踪地下水的弥散试验。投入药剂，“三天时间走了4米，还是在非常好的砂石层试验。”田延山试图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地下水监测的难度。林祚顶也提醒说，缓慢流动给污染监测造成了麻烦，“除非知道排污井在哪里，否则很难监测到”。
涉水部门之间的“协商”，已经积极启动，但也耗去了不少时间。就地下水监测站联合建设一例，水利部和国土部磨合了七年才修成阶段性正果，包括部门副部长、司局长等对等级别人物的大嗅议，由科研院所出面的讨论则多达几十次。
从事地下水研究60年的卢耀如院士，毫不避讳地提出其中的要害，“责权不清，部门利益”。
等待“终极解决方案”
政府为难，市场也对地下水污染修复挑肥捡瘦。
2011年9月，随着政策逐渐明朗，资本市场对土壤修复青睐有加。短短几年内，几十家土壤修复公司纷纷在国内注册成立。但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启动后，公司踊跃跟进的情景并没有再现。
“土壤修复的最初动力来自房地产开发商，地下水修复则明显缺乏外在推力。”中国环境修复网主编高胜达指出。
业内公认，相比于土壤修复，地下水污染治理与修复难度更大。基于此，尽管修复领域水土不分家，但大部分修复公司还是修土为主，成型的地下水修复案例只有零星。
唯一一家参与了环保部《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的修复企业、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总经理曾表示土壤修复产业的发展“超预期”，但面对地下水修复产业则谨慎得多。
最近，伊世特(ESD)中国有限公司刚完成一家外企在深圳土壤地下水联合修复项目。其董事总经理龚宇阳承认，政府主导的国内地下水修复刚起步。
“地下水污染防治只花钱，没效益——主要效益是老百姓的健康，最后就看谁愿意埋单了。”李文鹏点出了地下水难题的关键所在。
就在山东地下排污还是悬案一桩，地下水污染防治难寻出路之时，全国两会临近了。
已敞开讨论近月的地下水污染，又开始变得敏感起来。有关部门希望系统内专家“慎言”，特别是事关污染状况的相关数据，应由官方口径统一发声。
低调处之的做法，或有苦衷，一位专家回忆，2009年前后，北京市地下水污染的讨论也仅限于专家层面，有关变化过程和关键数据，没有向社会公布过。
但专家们更愿意视之为拐点前的沉默代价，纠结已久的涉水部门职权梳理已经迫在眉睫。“今年两会‘三定’方案出台之后，会对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有明确规定。”环保部环境规划院一位参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专家透露。
在此之前，卢耀如院士早就听闻过国土部地下水监测职能将与环保部合并的“传闻”。而历经十年磨难、已经失望过太多次的李文鹏早已心态淡定，“谁做都可以，只要做事就行”。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