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红利之下 重金属污染修复迎契机
时间：2022-06-22来源：
土壤是一个国家农业发展的根基所在，土壤质量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安全质量，事关每个人手中的“饭碗”。近年来，随着国内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工业活动、矿产的开采和冶炼、城市垃圾、污水灌溉、农药和化肥的不合理施用、机动车尾气排放等人类活动的增多，土壤重金属的侵袭与累积变得更为普遍。重金属污染因其毒性大，在土壤中不易被微生物降解、滞留时间长等原因，成为土壤污染修复工程中的难点，也引起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土壤重金属污染拷问“舌尖上的安全”
因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我国部分地区长期深受大米镉含量超标的困扰，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更对国家粮食质量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在2014年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就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以重金属污染为主，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
2018年，国内权威机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表层格局与模拟重点实验室首次较全面地公布粮食主产区土壤健康状况。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粮食主产区四川盆地、长江中游及江淮地区、黄淮海平原、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耕地土壤重金属点位超标率为21.49%。研究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五大粮食主产区耕地土壤重金属含量呈增加趋势，污染物以镉(Cd)、镍(Ni)、铜(Cu)、锌(Zn)和汞(Hg)为主，南方粮食主产区土壤重金属污染重于北方。
“十三五”时期，在“土十条”及《土壤污染防治法》两大纲领性文件指引下，我国基本建立了土壤污染防治政策管理框架，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得到较好控制，重金属污染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同时，中国重金属环境管理仍比较薄弱，重点行业企业布局不合理和治理水平不高的局面未根本改变，一些地区涉铊涉锑环境事件仍时有发生，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问题日益凸显，重金属污染防控任重道远。
多重政策红利 重金属污染治理迎加速发展期
“十四五”开局之年，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点名“耕地污染源头控制”与“重金属污染源头管控”，明确“2025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93%左右”的约束性目标，矛头直指农用地重金属污染。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印发实施，要求深入开展农用地土壤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治行动，实施100个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项目，开展在产企业防渗漏、重金属减排等提标改造和历史遗留废渣整治等。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到2025年，全国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2020年下降5%。
2022年是全面落实“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决策部署的关键之年，今年3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的意见》(以下简称“《防控意见》”)，提出，到2025年，全国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2020年下降5%，重点行业绿色发展水平较快提升，重金属环境管理能力进一步增强，推进治理一批突出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问题。到2035年，建立健全重金属污染防控制度和长效机制，重金属污染治理能力、环境风险防控能力和环境监管能力得到全面提升，重金属环境风险得到全面有效管控。《防控意见》明确了重金属污染防控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是进一步强化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控制、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具体行动。
土壤生态既关系粮食安全，又关系生态系统碳汇能力。《防控意见》明确，“十四五”时期，重金属污染防控要把握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总要求，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有效防控重金属环境风险为目标，以重点重金属污染物减排为抓手，深入开展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有效防控重金属环境风险，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健康。
“十四五”国家对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打好高标准的净土保卫战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也作出专门部署。从各地方采取的措施来看，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市发布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并公开区域内污染地块名录。如北京，拟组织开展土壤污染调查，追查相关企业台账，确保受污染耕地及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随着相关政策标准陆续出台，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的路线图已愈发明晰。
可以预见，涉重金属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将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重要组成内容，在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契机之下，相应板块将释放一轮修复需求，重金属污染治理也将获得加速度发展。
修复龙头尽占先机 全方位破解重金属污染
一份来自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重金属治理行业市场全景调查及投资方向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重金属治理市场规模为322.4亿元，2019年我国重金属治理市场规模增长至594.8亿元。在政策支持下，国内重金属污染治理修复的市场发展机遇较大，前景广阔，是一片可以延伸的领域。
但具有完全技术力量及资质的企业并不多，修复领域少数龙头企业具备先发优势，与此同时，重金属污染防治及相关业务呈现资质管控严格、行业准入门槛高的特点，行业未来的竞争格局也将逐步向资源集约型、技术先进型企业倾斜。
另一方面，我国重金属污染整体类型多、程度深、复合污染问题突出。农用地方面，重金属污染导致生态系统退化，同时污染农作物，威胁到大众健康;工业场地土壤重金属尤其是多金属复合污染形势严峻，其治理目前仍存在场地污染环境调查精度不足、标准体系有待完善、概念模型准确性较差、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的长效性较差、部分修复技术引起污染扩散等一系列问题;金属矿山开采引起的周边土壤重金属污染也不容忽视，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束文圣教授曾指出，中国矿产资源集中分布地区与人口密集区、粮食生产去、生态脆弱区高度重叠，矿山重金污染严重影响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与人体健康，矿区废弃物污染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环境问题。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朱永官研究员认为，在解决重金属污染土壤问题时，要把合成生物学、系统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的方法都结合起来。在重金属污染修复领域，以建工修复为代表的行业头部企业很早就布局农田修复业务，率先开展植物修复、农艺调控、微生物修复、钝化/稳定化等技术工程示范，已经在浙江、陕西、江苏、安徽、广西、四川等地区有诸多成功案例。建工修复实施的四川会东县野牛坪大堰灌区农田土壤改良项目，得到了国家专项资金支持，项目采取植被清理、田块归并平整、钝化修复、污染隔离、客土取土回填、田坎与田埂工程以及作物替代种植等改良措施，取得良好的修复效果。据了解，建工修复还联合浙江大学，在浙江台州开展农田污染治理示范工程，综合采用生物堆制修复工艺和钝化工艺结合低累积作物筛选，高效治理农田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
建工修复结合各地项目特点及客户需求，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先后实施在业内具有较高技术难度和代表性的重大项目，如广华新城土壤污染治理工程项目、南京化工厂项目、广钢地块修复项目、天津农药修复项目等，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应用和项目管理经验。
其中，广钢地块修复项目是典型的钢铁冶炼类场地污染项目，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和土壤研究所编制的该地块土壤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土壤中超标的重金属有铅、硒、锌、砷、汞、铜、镍、铬8种，其中铅、硒、锌超标较高，铅最大超标逾百倍。 基于该项目具有体量大、污染物情况复杂且污染浓度较高的特点，建工修复综合运用了热解吸技术、土壤淋洗技术、化学氧化技术、固化稳定化技术，现场多种技术和设备协同处理。首次在业内建立了“工厂化修复”的多技术协同处置系统。该项目入选《2019年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及示范工程名录》，对国内钢铁冶炼类场地污染修复技术应用标准化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在涉重金属矿山修复领域，建工修复紧跟国家强化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政策趋势，结合当前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和绿色循环经济发展目标，以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为引领，承接苏州铜铅锌矿修复项目等治理与风险管控、持续管理相结合的项目。
技术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面对“双碳”目标和生态治理新课题，建工修复持续开展土壤污染过程与风险基础研究，推进土壤修复关键技术研发。为低碳绿色修复技术路线的选择、关键工艺环节的节能减污、最佳管理实践的建立提供有力的支撑。
就在前不久，由建工修复参与的“基于有机固废的六价铬污染生态处置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项目获得2021年度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面对重金属铬污染处置难题，建工修复联合青岛理工大学，利用对土壤生态友好的有机废物处置含铬污染，实现以废治污。相关技术在多个省份铬污染场地土壤治理和修复中验证应用，获得了较好的环境、经济及社会效益。
土壤安全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基础。伴随着“十四五”土壤污染修复迎来高质量发展期，修复企业仍需加快推进重金属污染修复领域科技平台建设与成果转化，推动土壤修复产业升级发展，为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更多科技支撑。
